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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惜唇，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全球管委会成员、纽约办公室合伙人，同时担任业界广泛认可的德汇全美及中国联合业务组联席主席。潘律师于200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还拥有中国和瑞典的法律学位。现在在纽约从事律师职业已经将近二十年。 本期CGCC Leaders Profile潘律师就职业成长与发展、如何打破职场“天花板”、中美市场差别及优势以及在美运营的中资企业的共同问题等话题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讨论。
关于德汇律师事务所
自1912年创办的一百多年以来，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一直备受客户信赖，被客户视为有重要价值的商业伙伴。德汇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亚太地区均设有分支机构，为其客户的法律和商业需求提供综合和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德汇代理了众多行业中在世界范围内最为成功的公司，包括银行和金融机构、项目开发和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食品、饮料和农业综合企业、医疗保健和技术等行业以及主要的非盈利和政府实体中的佼佼者们。
人物访谈：
CGCC：您在中国、欧洲及美国的学习、生活经历对您在个人成长还有工作方式上有哪些影响？
潘惜唇律师：我非常幸运能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仅是在学校学习，我也在各个不同国家生活，所以也接触到很多身边的同学、他们的家庭还有我的同事。从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身上，我也都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的优势，自己的民族英雄和传奇。比如说中国文化里对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注重，勤奋、坚韧不拔的毅力对我的成长和后来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北欧留学的时候，大家知道维京民族是非常具有开拓精神的民族，比如说世界上最早的航海及造船，都是维京人发明的，所以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探索心，开拓世界的决心和勇往无前的精神对我的成长也有很多的启发和帮助。来美国以后，我觉得美国是非常创新的社会，包括我现在服务的很多生物科技或者其他IT行业的科技型公司都是非常注重创新的。所以在各个不同民族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尤其在很年轻的时候能有这样的接触，对我的成长有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CGCC：我们知道您是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律师之一，想请您分享一下在职业成长这方面的一些建议或者心得。
潘惜唇律师：我只能说曾经是最年轻的，但是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现在做合伙人已经有将近十年。每个人成长都有自己的道路，也有自己的挑战。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 有比较顺利的职业经历。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美国这个总体来说是比较公平公正，有很多机会的社会，能够让我学有所用。我之前在中国也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我觉得中国的工作氛围非常好，因为正好是中国社会突飞猛进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各方面的发展都特别快，机会也很多。美国作为已经成熟的社会，各方面会更按部就班一些。虽然我生活在纽约，但是我们的很多客户及合作伙伴都是在中国。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环境中，既有美国组织有序的工作方式，同时又能够体会到中国热火朝天，干劲很足、速度很高的中国效能。我很幸运两边都能接触到。
CGCC：您刚刚提到美国的职场以及社会的一些特点，像您所说，它是一个很包容多元的地方。作为少数族裔亚裔女性的成功代表，您是怎么看待一些比如“竹子天花板”或者“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 特别是在当今大背景下，有没有什么建议帮助我们更好的自处及发展？
潘惜唇律师：大家平时在职场中经常听说的竹子天花板、玻璃天花板、或者亚裔的天花板，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天花板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外部的因素就是这个社会，还有你所在的大小环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首先要意识到这样社会现象的存在，同时在选择自己的小环境的时候，尽量去选择比较适合的平台。对亚裔、少数民族或者女性职场人来说，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所加入的公司和平台是不是一个比较鼓励多元文化，能够认同不同的价值，以及是否适合你的小环境。
从内部自身的话来说，大家可能看过Bloomberg等杂志上有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What’s after Ivy League?” 就是“常春藤毕业以后又怎么样？”这是美国社会中很多人去探索的一个问题。很多亚裔在学校里成绩非常好，上藤校，但藤校毕业以后何去何从？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世界五百强企业董事会里面亚裔的比例相当少，华裔的比例就更少了。高管也就是C-level，比如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的管理层领导也非常少。这是一个社会现象，那篇文章里也讨论了背后的原因。我很认同的一点是，很多华人家庭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目标，就是要孩子上好学校，成绩好，拿好学位。这当然是我们民族中非常优秀的一点，就是重视学习。但在重视学习的同时，我们不要忽视了一个人的内在驱动力。学校声誉也好，学位也好，很多是外在的驱动力。人如果没有内在驱动力的话，在失去很明确的外在驱动目标以后，比如说他从哈佛耶鲁毕业以后，就会不知道怎么办，人生没有很明确的方向，所以在职场中才会有所谓的竹子天花板、玻璃天花板现象。尤其是中国人，这个人可能能力很强，也很聪明能干，从入职到中层会是一个飞跃式的过程，往往三五年就完成了。但是从中层到高层，甚至进入董事会，这可能是用后半生所有的时间都没有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既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小环境，又要注重培养自己，不断地自我驱动，不断去设立新的事业目标，培养达成事业目标的这种驱动力。我觉得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打破所谓的竹子天花板、玻璃天花板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CGCC：您现在作为公司的领导层，在平时和业余时间都做了很多帮助少数群体发声、改善小环境或者是大环境的工作。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工作？
潘惜唇律师：我觉得从中国企业来说，包括我本人也是在中国长大的，在中国从民族来说，至少我当时生活的上海是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人数也比较少，所以整体社会其实没有像美国，尤其像纽约这么多元化。在纽约，尤其是皇后区的一些街区基本上就像联合国一样，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代表。在各个企业里面的员工背景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从以汉族为主流、比较单一的中国社会，来到美国这样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讲究兼容性的社会，还是要多看多想多学习，多读历史，包括民权运动等历史。从兼容性来说，多学习了解为什么在美国形成这样的主流观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不同民族的人在一个城市工作，如果大家不能互相欣赏，不能互相兼容，不能取长补短的话，会失去很多机会。我个人分享给中国企业的经验就是，不管是招聘、人事的任免、企业内部文化培训，都要意识到非多元化和多元化背景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要注重学习，和美国当地的一些企业多交流，建设多元的企业文化。这不仅对企业有帮助，也是法律上所需要的。
CGCC：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您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如何更好的去展示自己，或者更好地为自己发声？
潘惜唇律师：对职场的年轻人我一个小小的建议是：最重要的事情是首先要把自己本职的工作做好，这个好不是一般的好，也不是特别的好，而是无与伦比的好，要好到无可争议。比如说你要做第一名的话，第一名要比第二名业绩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样才是无可争议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美国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的职场中作为少数族裔，如果你和别人差不多，就很难脱颖而出。 所以作为年轻人要脱颖而出就一定要做得特别特别好，让别人基本上不能赶超你。另外一点就是要不断地学习，终身学习。 我刚才也讲了，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毕业以后就不知所从，应该要不断学习soft skills 软性知识，并且了解社会上发生的新情况，它的背景是什么？时代背景是什么？历史背景是什么？要快速有效地学习，这样才能够适应社会高速度的变化。
CGCC：您对中国和美国两个市场的法律法规及运营都很了解，在您看来这两个市场最大的区别，或者说彼此的优势是什么？在合作的过程中如何去更好的运用这些优势以及弥补差异？
潘惜唇律师：中美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的经济实体，各自的市场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从中国来说，因为我从小到大在中国生活，也在中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律师。从我切身的感觉来说，第一就是非常的勤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每次在中国跟客户开会，客户经常说你星期六或星期天来我们公司开会，在美国你要是周六或周日去办公大楼的话，基本上保安就会觉得你是他们唯一的客人，会很冷清。中国的勤奋和对工作的敬业程度非常强的。其次我觉得在中国大家的干劲很足，整个社会的士气非常足。大家有一股上升期的冲力，对个人和团队都有带动的作用。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就不知不觉地被它往上带，因为如果不跟着它往上的话 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所以我觉得中国社会的优势就是勤奋、往上的冲力、发展的速度，还有不断学习的能力。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 ，比如现在大家英语都说得很好，会努力地学习另外一种语言，会努力地学习其他国家的优势。
从美国来说，它有自己不同的优势，一是经验，所以在职场中即使不像中国“九九六”加班，事情也能做完，效率也挺高。这就是因为它有一套非常成型的体系和机制。可能短期来看稍微慢一些，但是长期来看的效率其实是相当高的，对人也有很大的培养作用，个人在这个体制和机制中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我觉得总体来说美国社会和企业对风控的理解和管理能力是比较全面的。中国很多企业在成长期，很多民营企业，包括很多服务业的新兴企业成长得很快，但出了问题才会想办法解决。美国很多企业可能会更加成熟一些，会有很多预防、预警的机制，有很多全面的风控机制，值得全世界学习。还有就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尤其是在硅谷、波士顿。因为我做很多医疗行业和科技行业的法律工作，所以亲眼目睹很多企业在一两年之内发展科技从无到有，并且快速商业化。
所以中美两个体系有时候产生碰撞，也是因为各自有不同的风格和擅长的东西。比如说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我们帮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了收购。这些美国企业不管是科技性收购、品牌型收购，还是房地产资产型的收购，投资以后就会面临整合的问题。投后整合对中国企业来说往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买企业相对容易，管理整合、他为我用就比较难。整合最主要的就是整人，怎么把美国员工整成能够为中国企业所用的人才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因为中美之间的特长不一样，工作方式不一样，会产生很多碰撞，所以这种融合需要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CGCC：在您看来，您所接触到的在美国运营的中国企业有没有其他比较有共性的，或者显著的问题？
潘惜唇律师：中资企业在美国现阶段运营往往碰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时代性和环境性的问题，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企业本身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有多么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如果是美国企业存在这种小瑕疵，其实问题不大而且还有很多补救的余地，美国社会的宽容度还是比较大。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中资企业在美国很多时候所做的事会被放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面去看，并且受整体中美关系时代背景的影响会比较多。比如美国政府商务部、国防部近两年之内都不停地提出很多对中国企业及个人的制裁。例如今年年初闹得纷纷扬扬的中国军事企业的制裁，还有OFAC对中国金融机构的规定、制裁，或执法。这些对中资企业在美国的运营其实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对于初来乍到的企业来说，总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现在其实中企是在强压下学习，因为万一出了一些小错误，美国这边的监管机构会查得比较紧，执法力度也会比较大。所以的确需要大家比较清楚地了解美国社会的总体环境。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美文化的差异，这个文化不仅是指语言生活的文化，企业和商业文化也很不一样。举个例子，在美国大家工作上用电子邮件会比较多，然后zoom视频会议的时候，大家都会开视频，这是基本的商业礼貌。但是中国公司大多会用微信或企业版微信，打视频电话的时候不太喜欢开镜头。这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商业文化和工作方式的不同。但是当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合作的时候，你就需要了解对方的习惯。我之前帮客户组织了一场很大的商业谈判，美方大家都开了摄像头，中国那边都没有开，美方事后就很气愤，觉得你们很不尊重我们，既然讲好是视频会议你们为什么都不露脸。沟通方式也是如此，比如美国企业被中国企业收购后，要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中国领导有什么事情都发微信，美国的高管就很不习惯，他说使用微信做工作沟通不正规，因为没法把工作档案留底，也不像邮件那样可以存在公司的服务器上面; 微信信息要是换手机或手机丢了就没有了，没法存档于公司的服务器上;；有时候中国公司的人事变动也会比较多，换了人文件也就丢了，没法及时的保存文件。所以中美企业文化和工作方式的不同会产生很多碰撞。但互相了解得越多，沟通会越来越顺畅，减少产生这些不必要的误会。
CGCC：为什么要加入美国中国总商会？作为商会的会员您会如何介绍商会给周围的同事和客户？
潘惜唇律师：我和商会结缘其实已经有将近二十年。刚到纽约的时候因为经常为中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所以在客户和朋友的介绍下参加了商会的很多活动，也在商会的平台上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商会除了给大家提供结交朋友的机会和场合外，还能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每年发布的《在美中企年度商业调查报告》。这是我每年必看的报告，也是我们中美业务部做内部预算时的重要参考。不管舆论对中美关系的解读多么悲观，但从调查问卷的结果来看，中资企业在商业上依然看好美国市场，而且一直在进行新的投资。虽不像前几年有那么多大规模的并购，但是绿地投资、财务投资依然很多。从行业来说，商会的报告也指出了不同行业的前景和优势。所以这份报告对我们公司的决策、预算、人员的招聘、预先布局都起到了很关键的战略指导作用。
我觉得总商会给会员带来的帮助是很大的，既提供了交朋友的舞台，又提供了学习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机会，所以需要再次感谢一下总商会给我们提供的服务。